任泽平:从银行如何被监管看民营和中小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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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时间:2019-08-03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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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意味着未来金融体制改革将更加注重中小银行发展,促进中小银行更好的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关键一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银行监管指标,找出当前可能制约中小银行信贷投放的指标,并针对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中小银行天然具有服务民营及中小企业的基因和优势。一是由于商业银行在过去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大型银行凭借资源禀赋能够获得大量的央企、国企资源,而中小银行受制于资源、规模及信贷投放能力,更加深耕地方,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二是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更具有渠道下沉的优势,尤其是区域性银行,对当地企业了解更加深入,信贷人员能够发挥人头熟、地头熟优势。且中小银行负债成本相对更高,为了获得更高的息差,必须提高资产端风险偏好,加大对高风险、高收益的小微贷款投放。因此,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

  我国的银行基础监管制度大致可分为资本监管制度、贷款拨备制度、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分别应对非预期损失、预期损失以及流动性风险。2017年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业整体监管指标向好,大型银行经营稳健,监管达标无忧,然而强监管下的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经营难度明显加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小银行对民营及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具体来看:

  1)资产端,中小银行面临资产质量及资本约束压力。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分三大步骤,一是资金供给,二是放贷意愿,三是货币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准,资金供给充裕,然而第二步并不通畅,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质量压力,一方面,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小微企业客户面临比以往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新增不良贷款的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从2017年银行业三三四检查开始,银行监管对于不良的核查明显趋严,曾经通过各种监管套利隐匿的不良贷款需要线年中小银行不良率急剧上升,逼近监管红线,使得中小银行更加怕放贷、怕不良。资本方面,中小行资本基础较弱,叠加表外回表消耗资本,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和央行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压力均不断加大。且2018年资本补充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资本补充越来越向大型银行集中,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二是非上市中小银行资本补充主要依赖的二级资本债,在2018年发行规模及数量显著收缩,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难度加大。

  2)负债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负债压力,制约信贷投放。首先,受金融严监管影响,货币创造受阻,存款整体增速自2016年起持续下行。在存款蛋糕整体变小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由于客户基础、渠道、金融科技能力更加薄弱,吸收存款压力显著加大。其次,在主动负债渠道,一方面同业负债监管自2017年起明显收紧,同业资金来源受限;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曾短暂成为中小银行的重要主动负债工具,然而理财新规出台后,不允许不具备衍生品投资资格的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将大量中小银行排除在外,进一步削弱中小银行主动负债能力。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19年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一定要是对冲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节奏均要精准考量,对冲力度过大,易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险,但对冲力度不足、对冲不及时同样无法有效托底经济,关键在于找准发力点。近期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偏松的大方向明确,我们建议监管政策积极配合,做好“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一是在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的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对中小型银行支持力度,近期全面降准、放松普惠金融认定标准已扩大降准覆盖面、提高降准力度,囊括更多中小银行。二是探索差异化监管政策,提高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提高放贷意愿。三是继续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四是恢复合法合规的非标融资功能,缓解融资断层。五是激活资本市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

  4.4 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结构性存款监管趋严,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

  2018年新增贷款几乎占据了新增社融的全部空间。全年社融共计新增19.3万亿,人民币贷款新增15.7万亿,占比高达81%。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引水渠”,贷款增速实现不断上升,成为每月社融中市场关注的焦点,基本形成了“贷款强,社融强;贷款弱,社融弱”的特征。

  然而从结构来看,银行贷款支持实体的力度并不充足,结构性失衡。首先,在贷款投放部门方面,居民贷款占比逐步超过企业,成为新增贷款的主要投向。其次,在贷款投放类别方面,短期冲量的票据融资,以及居民部门举借的经营性贷款增速提升,企业短期及中长期贷款增速均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社融中支持实体企业的最重要力量,贷款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是不足的。

  在此背景下,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对于小微及民企的信贷支持可想而知。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从2017年末以来逐步下滑,截至2018年三季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降至9.83%,而同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达到13.2%。2018年企业债券违约金额超1000亿,超前三年债券违约金额总和,且其中民营企业债务违约占比接近90%,达到近年以来最高点。

  近期货币金融政策加大对民营及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各方合力缓解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陆续落地。而我国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真正实现对民营及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需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

  一是由于在银行业过去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中小银行更加聚焦于民营及小微企业。五大行凭借资源禀赋能够获得大量优质的央企、国企、大型企业资源,股份行凭借市场化的机制,在零售客户、中型企业客户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城商行多背靠地方政府,能够获得部分地方国企资源,然而受制于规模以及信贷投放能力,无法满足大型企业融资需求,进而深耕地方,对小微、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也较大,农商行与城商行相近,且更加贴近地方。从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度前十大客户户均贷款规模可以看出,五大行前十大客户户均贷款规模超过1500亿,而上市农商行仅为15亿,不同类型的银行支持的客户存在明显差异。

  二是由于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更加具有渠道下沉的优势,更加具有支持民营企业的动力。一方面,中小银行,尤其是区域性银行,深耕地方,对于当地企业的了解更加深入,信贷人员能够更加发挥人头熟、地头熟的优势,有效控制风险,更好的进行风险定价。另一方面,从银行盈利的角度来看,负债成本决定资产风险偏好,大中型银行负债端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在资产配置时,更倾向配置低风险低收益资产,保持良好的资产质量。而相比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缺乏客户渠道优势,难以获得广泛的低成本存款资金,同时大量中小银行非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一级交易商,资金成本相对更高。为了追逐更高的息差,必须提高资产端风险偏好,加大高风险、高收益的小微贷款投放。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正是印证了中小银行在支持民营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重要性,未来金融体制改革有望将更加注重中小银行发展,促进中小银行更好的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而2017年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加强之后,中小银行面临显著的生存压力,经营难度明显加大,这是否成为了制约中小银行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原因?如何更好的疏通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机制?首先,我们在第二部分对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做出整体梳理,其次在第三部分找出对于中小银行信贷投放制约最大的几项监管指标,并在第四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前,人民银行代行银行业监管职责,期间明确了包括资本监管制度、贷款风险分类以及贷款损失拨备管理的三大基础制度。随着我国银行业不断发展,银行业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与国际接轨。截至目前,我国的银行基础监管制度大致可分为资本监管制度、贷款拨备制度、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分别应对非预期损失、预期损失以及流动性风险。此外,还存在额度管理、市场及操作风险管理、以及部分效益性监管指标。

  1)资本监管制度:应对非预期损失。资本监管作为商业银行监管的核心,根植于长期以来银行的经营实践。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在资本监管制度之前,私有商业银行频繁倒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业银行过度投放贷款、过度扩张,在风险不断增长的同时没有足够的资本应对损失。我国资本监管制度于1994年开始起步,央行发布的《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确立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核心,而后根据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以及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Ⅲ,银监会不断完善资本监管要求,并于2012年推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全面提升风险覆盖范围,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

  2)贷款拨备制度:应对预期损失。商业银行基于审慎经营的原则,可以将信用风险产生的损失分为两大类,分别为非预期损失和预期损失。资本可以应对非预期损失,而商业银行基于历史经验、计算出的预期损失,可以通过计提风险准备金冲抵。即在资本金之前,设立损失缓冲垫,吸收信用风险损失带来的冲击,避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的根基资本金。

  我国贷款拨备制度同样起源于央行代行银行监管时期,和贷款拨备制度最相关的是贷款风险分类制度,1998年央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为不良贷款。在此基础上,2002年印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按照三个层级计提贷款损失准备。2011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首次提出拨备覆盖率最低150%、拨贷比最低2.5%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工具,在经济上行期和利润较好的情况下多计提拨备,应对未来经济下行压力。

  3)流动性监管指标:应对流动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逐步意识到,单纯的资本监管制度已无法保护银行应对来自不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冲击。2008年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制定了以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的改革方案。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指标从2005年开始起步,《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首次提出了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率和流动性缺口监管项目。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监会持续深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在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率、流动性缺口、同业负债比例、存款集中度等指标的基础上增加流动性覆盖率等流动性管理要求。2014年初,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银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引入了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等三个流动性风险量化指标。

  资产充足率方面,截至2018年三季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13.81%,高于2017年末16BP,一级资本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2017年末基本持平,分别为11.33%及10.8%,较2017年末下降2BP及上升5BP,三类资本充足率远高于监管红线%。

  资产质量及拨备方面,由于监管加强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力度,2018年三季末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87%,较2017年末提升13BP,拨备覆盖率达180.73%,较2017年末下降69BP。但总的来看,资产质量表现波动不大,整体平稳。

  流动性风险方面,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持续上升,远高于25%的监管要求。2017年以来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水平同样持续提升,到2018年三季末达到127.77%,较二季度末有所下行,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

  从三大类指标来看,商业银行数据整体向好,监管达标压力不大,然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实际面临的监管压力明显分化:大中型银行整体达标无忧,中小型银行面临着更大的监管压力。我们分别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资产端及负债端整理出五类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监管压力的指标,而这些或许也是正在制约信贷投放的重要因素。

  近两年商业银行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各类监管指标体系不断更新完善。然而细究现今商业银行监管指标,从监管力度以及监管要求来看,更加匹配经济上行时期的风险管控。在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宽货币”难以向“宽信用”传导、民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较大的背景下,或许应该重新审视相关指标的监管力度,在治理规范的基调下,探索差异化监管,调整节奏,促进部分监管指标回归中性。

  制约当下中小银行信贷投放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质量压力。一方面,中小银行新增不良的压力加大。在金字塔型的银企结构中,大银行对大型企业有绝对的优势,而中小银行是支持民企、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企、小微企业面临了比以往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而金融紧缩的环境使得贷款、债券、股票形成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一旦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企业债务到期难以再融资,资金链断裂,相继债券违约,银行抽贷压贷,传导至股票市场股价下跌,股票质押面临平仓风险,企业经营所有权面临转移风险,形成“债务违约-信贷融资难度加大”的负向循环,加大企业融资压力。

  另一方面,曾经通过各种监管套利隐匿的不良需要线年银行业三三四检查起,银行监管对于不良的核查明显趋严。2018年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不良贷款确认和处置更为主动的银行适当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2018年8月银保监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中提出,严禁隐匿隐瞒不良贷款,严查不良资产虚假出表、虚假转让等违规行为。对于过去长期严格认定不良贷款的大型银行来说,不良确认要求的趋严并不会带来增量压力。然而中小银行过去在监管套利活动中更加激进,一方面通过代持、抽屉协议、回购担保等虚假出表方式隐匿不良,另一方面将本该归为不良的贷款划分为“正常”或“关注”类,掩盖不良贷款。

  截至2018年11月,已有7个省的13家中小银行遭主体评级下调,为历年同期最高,其中8家的评级展望被下调为负面,主要由于其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数量陡增。中小银行恶化的资产质量水平已不是个体情况,从2017年初到2018年三季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基本保持稳定,而城商行不良率已由1.48%上升至1.67%,农商行整体不良率由2.49%上升到4.23%,甚至接近5%的不良率监管红线。不良率急剧上升逼近监管红线,使得中小银行更加怕放贷、怕不良,影响放贷意愿。

  资本是银行经营的本钱,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下,有足够的资本才能进行规模扩张,提升发展潜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受两大指标限制,一是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二是央行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

  银保监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由来已久,是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红线,极少数银行出现过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情况。然而从资本充足率相对值来说,中小银行明显低于五大行,且呈现下滑趋势。从银保监会公布的行业数据来看,近三年除五大行资本充足率持续提升外,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仍然处于四类银行中最低水平12.48%,仅高于监管红线个百分点。城商行及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则在2018年出现明显下滑,城商行资本充足率降至12.7%,较2017年末下降5BP,农商行资本充足率降至13.01%,较2017年末大幅下降29BP。中小行资本基础较弱,叠加表外回表加速消耗资本,资本补充压力加大,资产扩张受到掣肘,后续所能支撑的信贷投放空间更加有限。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是MPA考核中的核心指标。MPA考核从2016年开始试运行,2017年正式开始考核,通过七大方面对商业银行进行“综合体检”,其中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与广义信贷增速挂钩,要求银行保持与经济增长和自身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广义信贷增速。我们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测算不同类型银行在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上面临的压力情况,以及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能够支持的广义信贷增速。

  资本充足率空间=实际的资本充足率-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广义信贷增速空间=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所能支撑的广义信贷增速-实际广义信贷增速与大行相比,中小行,尤其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在宏观审慎考核体系下,面临更大的信贷投放限制。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方面,近年五大行在密集补充资本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率空间在各类银行中处于最高水平,达标压力不大;而与2017年末相比,2018年半年末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则达标压力均不同程度加大。与此同时,各类型银行对应的广义信贷增速空间也出现明显的趋势分化,五大行资本充足率能够支持的广义信贷增速提升,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均出现明显下降,在此带动下,上市银行平均广义信贷增速空间由2017年末4.05%降至2018年中3.32%。

  通过比较两个监管口径的资本充足率空间,我们发现,对比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要求,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这一考核指标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效力更强,是制约银行信贷扩张更为重要的因素。为应对MPA考核对中小银行带来的达标压力,央行已经通过调整宏观审慎评估参数来支持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有望缓解中小银行信贷扩张的压力。

  面对2018年初以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整体加速,规模较2017年显著增加。截止201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通过IPO、定增、优先股、可转债及二级资本工具共计划及募集资金8816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加2728亿元。其中定向增发、优先股及可转债发行规模均获得显著提升。

  一是资本补充越来越向大型银行集中,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定增是上市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2017年2月再融资新规落地后,定增受到规模、定价、间隔期限等多方面限制,规模大幅缩减。2018年虽定增规模达到1324亿元,较2017年268亿显著提高,但仅农行一家发行规模就达1000亿元。此外南京银行140亿定增方案被否,进一步体现通过定增补充资本的难度加大。

  二是中小银行,尤其是非上市城商行及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及数量均明显减少。大量中小银行为非上市银行,无法利用定增、优先股、可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仅能通过利润留存、发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补充资本。然而2018年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明显减少,全年发行量为717亿元,较2017年减少707亿元,发行家数55家,较2017年减少59家,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较大。

  存款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占比在60%左右。然而自2016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明显下滑,带动整体存款增速持续下行。2018年11月企业存款增速降至3.7%,较2016年高点已经下降了15.5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增速也由13%下降至7.6%。

  为什么存款增速降了那么多?根据货币创造理论,目前中国货币创造完整渠道包括三个层次:1)央行投放基础货币、2)商业银行传统表内贷款/外汇/债券货币创造、3)影子银行货币创造。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形成货币创造的基础;商业银行通过表内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等扩表行为进行货币创造,是唯一的货币创造部门;影子银行则是通过将银行表内资产出表,或是转变为资本消耗较低的资产,为银行表内扩张腾挪空间,实现货币创造。

  就各类货币创造渠道贡献的增量来看,2018年贷款和债券是货币创造仅剩的渠道,影子银行货币创造显著收缩。发放贷款是2018年唯一实现增量提升的渠道,新增约15万亿。购买债券是第二大贡献渠道,外汇占款保持零增长,贡献可忽略不计。然而影子银行货币创造受各项金融严监管影响,规模自2016年起不断下滑,2018年已为负增长,拖累货币创造,表现为非标大幅萎缩、同业资产持续压降。

  在存款蛋糕整体变小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吸收存款压力显著加大,新增存款规模与大型银行差距更加明显。大行具备良好的客户基础、遍布全国的网点分布,虽同样面临存款压力,但降幅相对而言更加平缓。而中小银行吸收存款阻力重重,一是网点渠道相对有限,客户拓展难度大,二是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对存款的替代性较强,储户存款减少,三是面对各大银行纷纷上线金融科技系统,竞争线上客户,中小银行无论是系统建设还是更新能力均相对较弱,人力财力等方面难以匹敌,难以在线上渠道开展竞争。

  为应对中小银行负债压力,加大中小银行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2018年以来,央行陆续扩大再贴现及再贷款额度,共3次新增4000亿。然而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来看,2018年中小银行对央行负债规模未出现显著增加。一是由于再贷款及再贴现期限短,难以形成稳定负债资金;二是央行对再贷款及再贴现用途把控较严,中小银行考虑信用风险以及资产质量,需求难以出现显著增加。

  同业负债作为中小银行主动负债的重要方式,也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实现资金在大行与中小行之间的再分配。2017年起,同业存款监管明显收紧,央行在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宣布,拟于2018年一季度将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考核。此外在201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2019年第一季度拟将全部金融机构纳入考核。由于大型银行过去发行同业存单规模非常有限,这一政策出台后,部分前期过于激进的中小行需调整主动负债模式,同业负债来源明显收紧。2018年,除国有银行新发行同业存单规模同比增长外,股份行、城商行、以及农商行新发同业存单规模均同比下降,显示同业资金来源受限。

  4.4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结构性存款监管趋严,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

  结构性存款曾短暂成为中小银行揽储工具。在资管新规禁止银行表内开展理财业务后,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结构性存款实际成为代替表内保本理财、突破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重要方式。从2018年起,我国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快速上升,占中小银行总存款比重也从2017年末6.4%上升至2018年高点8.8%,中小银行对于结构性存款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大型银行。

  监管加强后大量中小银行丧失发行结构性存款资质。过去监管要求,不具备衍生品交易资格的商业银行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境内管理人进行衍生品投资,即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通过委托的方式可以运作。然而2018年9月28日出台的理财新规正式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而我国目前大量中小银行不具备开展衍生品投资资格,且短期难以达到要求,这一监管正式将大量中小银行排除在外,中小银行通过结构性存款主动负债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

  此外,2018年新增的流动性匹配率监管指标,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小银行资产负债配置期限的约束。流动性匹配率为2018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新增的流动性指标,适用于所有商业银行,监管设置的达标期限为2019年底之前,目的是引导商业银行合理配置长期稳定负债,避免过度依赖短期资金支持长期业务发展,提高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简单来说,即有足够的长期限的资金来源,才能配置长期限的资产。

  以A股上市银行数据测算,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期限结构调整压力。在整体银行负债端承压,存款压力加大,且各类主动负债工具受到严监管的情况下,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由于缺少行业公布数据,我们以A股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度数据测算显示,仅五大行及上市农商行能够满足匹配要求,股份行及城商行虽然指标较2017年末改善,距离达标仍有距离。负债端压力同样制约资产端信贷投放决策。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9年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都一定要是对冲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节奏均要精准考量,对冲力度过大,易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险,但对冲力度不足、对冲不及时同样无法有效托底经济,关键在于找准发力点。

  近期货币政策大方向明确,易纲行长表示,“当前经济处于下行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偏松,我们建议监管政策积极配合,做好“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

  一是在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对中小型银行支持力度。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呈现一定结构化的背景下,中小银行从自然属性、优势以及经验来看,都是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前期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偏重大中型银行,对于中小银行主要通过再贴现及再贷款方式。2019年1月4月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外宣布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调整为“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扩大降准覆盖面,囊括更多中小银行。

  二是扩大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分三大步骤,一是资金供给,二是放贷意愿,三是货币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准,释放2.15万亿资金,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然而第二步并不通畅,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民营及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积聚,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降低。叠加金融严监管影响,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真实暴露,不良贷款率激增,逼近监管红线,商业银行更多精力放在排风险、处置不良上,更加惜贷、慎贷。未来金融政策可探索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同时对于基层信贷人员落实尽职免责,改革不良贷款考核机制,提高业务积极性。

  三是继续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不同于上市银行可以选择优先股、定增、可转债等方式补充资本金,资本补充债券是非上市中小银行最重要选择。2018年以来,监管陆续发文,支持增加资本补充工具、便利发行方式、扩大投资者群体,近期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未来需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扩充中小银行核心资本补充渠道,扩大投资者群体,实质性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能力。

  四是恢复合法合规的非标融资功能,缓解融资断层。2018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收缩的主因就是非标融资的断崖式下滑。非标融资虽然增加了融资链条,但在我国间接融资体系风险偏好低、直接融资发展缓慢的情况下,非标融资作为重要过渡,客观上缓解了民企融资压力。近期易纲行长在讲话中提到,“规范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必要补充”,未来需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非标融资范围,支持合法合规的非标恢复融资功能。

  五是激活资本市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A股持续下跌及前期的股权质押风险削弱了股市融资功能,不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以及高风险创新型企业的融资。2018年10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未来要激活资本市场,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促进更多的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通过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融资,加强制度设计:一是要建立起市场化的股票发行制度,注册制要建立市场化的退市机制,建立起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监管力度和事中事后监管水平;二是改善投资者结构,提高机构投资者比重;三是完善交易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公司停牌行为,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四是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监管震慑力,显著提高违法犯罪成本。